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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没的甲午》援引大量原始档案资料，深入展示历史细节，并试图用这种细腻的方式引导读者更为深入客观地理解这场意义深远的战争。在朝鲜平壤及中国黄海海域、辽东、山东半岛等战场上，中国方面不乏甘愿为国抛洒热血的将士，无奈的是，这并不能弥补晚清在军事、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与日本的差距。更无法挽回因国力落后以及应战策略失误而早已预定的失败的战果。这一现实的结局颇值得今人为之深思。
甲午战争是近代史上一场改变中国命运、影响极为深远的战争。1894年这一年。大清帝国在对日的海陆战场上节节败退，全无招架之功。以往尚能藉余威而勉强维持弧洲强国的表象，及至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的签署，晚清这一纸老虎被全然戳破，列强瓜分的狂潮随之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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壬午兵变平息后，庆军留防朝鲜，袁世凯因“治军严肃、剿抚应机”，获升迁候补同知（五品官），赏戴花翎。正值朝鲜政府请求清军帮助训练和武装朝鲜新军，袁世凯和朱先民、何增珠三人被吴长庆派遣，分别帮助朝鲜新军编练。袁世凯在对所部展开训练时，进一步展露其在军事方面的才干。
“慰亭使译者传谕五百人云，中国练兵，非汝国儿戏比，苟不听约束者，立刻军法从事，五百人咸股栗听命。每日操演时，王教习（袁世凯调用的教官）持鞭睨其侧，呼曰‘左足起’，五百人悉举左足，高下如一，有参差者即挥鞭痛抽，步伐进退前后左右如之，举枪放响亦如之，教练甫半月，慰亭请国王及吴帅阅操，居然可观，国王大悦。”[5]
从此袁世凯获得“能军”的声名。“韩人感戴若父母，妇孺亦知敬爱公……其君臣遇有重要事件，多咨商于公。期间吴公（庆军统领吴长庆）屡赴津就李相（李鸿章）议事，常数月不回，留公护诸营……”[6]
1884年，借中法局势紧张，深忌吴长庆与两广总督张树声暗结同盟、私立山头，李鸿章借机把吴长庆三营庆军调回驻防金州，在朝鲜只留三营军队，并举荐袁世凯担任总理营务处，会办朝鲜防务，以此举来分解吴长庆的兵权。袁世凯深明其中用意，立即与吴长庆切割，投向李鸿章，年仅26岁便少年得志，一跃成为清政府在朝军队的领袖人物。
这一年年末，以金玉均为首的朝鲜亲日派开化党人，借着中法龃龉的时机，发动政变。得悉开化党人闯入王宫、挟持国王，袁世凯当机立断，率领庆军攻入朝鲜王宫，击退开化党和在宫中的日本人，日本使馆也在混乱中被焚毁，上演了清末中日交涉史上至为火爆的一幕。 发迹（3）
事后，袁世凯还曾致书李鸿章，颇有野心地提出在朝鲜设立监国的建议，“莫如趁此民心尚知感服中朝，即派大员，设立监国，统率重兵，内治外交，均代为理，则此机不可失也。”[7]对中日外交政策，他认为“朝鲜非琉球、安南可比，如资他人，中原焉能安枕？伏乞先派兵轮十数只、陆军数千，先入屯扎。日人见人心不附，又有我兵先入重戍，必可翻然乞和。否则，日兵先至，中国落后，尤难措手。”[8]总体上这与多年后他在甲午战争前夕提出的主张如出一辙，是一种以兵力慑服日本的鹰派强硬主张，从中不难觉察到袁世凯个人的张扬性格。
抛开时代背景，袁世凯的谋略似乎并无问题，但是回到那个时代，这个设想无疑是欠冷静和缺乏深虑的。首先，甲申事变发生时，中法战事尚未平息，法国远东舰队司令孤拔甚至提出了要联合日本对付中国的计划，此时使用简单粗暴的武力形式来解决问题，极易激怒日本，被日本寻找到干涉朝鲜内政的借口，外交局势将更加不堪。其次，袁世凯认为添加军队进驻朝鲜，就能吓得日本立刻改变朝鲜政策，显然低估了日本的军力和对朝扩张的野心。凭借在治军经武方面心狠手辣、倚仗叔父辈的人际关系而提拔起来的袁世凯，对外交事务完全不通，任用这样的官员作为独当一面的外交大员，不能不说存在极大的盲目性。